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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年币说猪——家猪驯化史

集藏文化    |    2019-01-18 09:14    |    来源:中国金币网

提到猪,人们首先会将它与贪吃、懒惰、肮脏、蠢笨联系起来,最典型的莫过于到处找大师兄的猪八戒。一方面,猪又懒又笨,沦为俎上之肉;另一方面,就像猪八戒下凡前是统领8万天河水兵、威风凛凛的天蓬元帅一般,猪在民俗文化中是财富、吉祥、神圣的代名词,猪型存钱罐自不必说,猪还有降雨除旱、驱邪除祟的功能,至今流传的“杀年猪祭灶神”,祈求来年吉祥如意,五谷丰收,人畜兴旺的习俗,正是源自古老的猪崇拜。

 

你可能不知道,猪在早期原始文化中,地位可与龙并列。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遗址曾出土几件玉猪龙,因猪首龙身得名。它们有着肥胖的头部,大大的耳朵和眼睛,开阔的嘴唇,通体蜷曲,头尾靠近,背部有一可穿绳系挂的小孔,可用做佩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形象?这得追溯到上万年前先民们对野猪的崇拜与驯养,因为野猪强悍的体型,敢与虎豹相搏,所以在他们眼中,它是勇猛的象征,当出现宗教祭祀和神灵崇拜时,猪的形象逐渐被抽象和神化,与龙结合后,便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模样,由于部分玉猪龙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考古人员推测,它应是用来彰显使用者的社会地位、等级和权力。

 

不过随着野猪不断被驯化,成为温顺的家猪,猪的神圣光环逐渐减弱,从神祇沦为俗物,在漫长的历史中,积淀出独特的猪文化。六畜之中,恐怕没有一种家养动物能像家猪一样,既是中国人最主要的肉食资源,又在精神领域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

 

六畜兴旺猪为首

 

家猪的祖先是野猪。从9000多年前,河南舞阳贾湖人将野猪幼仔带回家喂养的那一刻起,野猪开始了它的驯化之旅。起初,古人慑于野猪兽性,尽量远离。所谓“一猪二熊三老虎”,成年雄野猪发起威来,连熊和老虎都得让它几分。但这些杂食性动物,经常会跑到人类居住地附近寻觅食物,一来二去,人们对野猪的生态特征和生活习性了然于胸。他们发现,母猪在拂晓或黄昏出去觅食时,总是会将刚出生的仔猪留在窝里,有好奇者抱来一只,像养狗一样喂养幼猪,慢慢地,伴随喂养经验的不断丰富,在河北省南部出现家养狗的一千年后,河南省的南部出现了家猪——目前可确认国内年代最早的家猪骨骼便是来源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第一期遗存,距今约9000年。然后是家养绵羊、家养黄牛、家养马和家养鸡的出现,至新石器时代结束前,人们熟知的六畜均已驯化成功。

 

正是在栽培五谷、饲养六畜的过程中,人类一步步向农业文明靠近。一般来说,先民们驯化野猪的动机在于获取肉食,而从野猪逐渐被驯化为家猪,到以饲养家猪作为肉食资源,中间又过了2000多年,这恰是古人从采集野生植物向主要依靠栽培农作物转变的过程。于是,人们以猪为伴,养之、食之,养猪的地方也就成了“家”,代表着食物和生存下去的保证。

 

为什么这么说?“六畜兴旺猪为首”,相比其他家养动物,猪是把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蛋白质和脂肪,效率最高的动物之一,中国古代先民最主要的肉食来源。有学者计算过,“猪吃每100磅饲料,就大约能长20磅肉,而牛吃同样多的饲料只大约长7磅肉,以每卡饲料热量所产出的热量看,效率是牛的3倍多,是鸡的2倍多。”因此,在中原地区,大部分地区猪类驯化出现以后,猪在人们肉食构成中的比例明显增加,从距今10000年至7000年间,猪的肉食贡献率由平均10%剧增至70%左右。

 

我们说“家”字与豕(猪)有关,“冢”字又何尝不像是“葬猪的形象写照”。考古发现,家猪是新石器时代被用来进行随葬或埋葬数量最多的动物,在古人经济生活和仪式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先民们看来,猪是一种可以击退恶魔的特别有威力的动物,拥有守护死者的能力。新石器时代各式墓葬中的猪头骨和下颌骨(威力的源泉)及唐代元和以后墓葬中,放置在墓室前二角上的铁猪,便是其镇墓驱邪的写照。

 

吉祥、财富的象征

 

自殷商以来,母猪除了提供肉以外,还可以繁殖小猪,加之其生育能力强、繁殖快,喂养周期短,备受重视。公猪则不同,长大后的公猪性格暴躁,不易管理,大部分公猪可能在幼年就被宰杀,极少量种猪被保留下来。从湖南湘潭出土的商代豕尊(现藏湖南省博物馆)和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出土的西周青铜猪尊(现藏山西博物院)来看,商周时期,中国南北方至少培育了北方大耳猪与南方小耳猪两种家猪。

 

众所周知,尊是酒器,商代以动物造型制作的各尊中,猪尊仅商代豕尊一件,这件猪尊兼具野猪与家猪的特点,耳尖而小,嘴尖而长,脚高而细。为什么以它为造型制作酒器?这与猪是当时祭祀中的重要祭品有关,因为它在祭祀时能充当人与神之间的媒介,所以人们将它制作出来以祈求神灵降幅。从器身大面积使用的鳞甲纹和前后肘部夔龙纹间,可以想见几千年前古人雕刻时,每一笔的韵律和节奏,有停顿、有回峰……

 

人们发明阉割技术(最迟在西周时期已出现)后,公猪威力大大减弱,为人类提供美味食物的家猪成为农耕生产、安居生活的标志,拥有的家猪越多,就代表家世愈加殷厚,家猪的肥壮,象征着畜牧业与农业的丰收,及人们生活的幸福美满。难怪《论语》中,阳货为了见孔子,“馈孔子豚”,以蒸熟的小猪作为厚礼;孟子向齐宣王描述理想的社会时说:“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食肉矣。”

 

汉代农业由于铁工具的普遍使用和农耕推广得到空前发展,养猪业尤为昌盛,西汉前期,养有“千足彘”(猪)的大户人家就已常见,多地汉墓中出土的陶猪、石猪和陶猪圈足以表明养猪业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放牧节省人力和饲料,最受人们喜爱。汉代气候温暖湿润,降水充沛,黄河中下游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泽”,东部沿海又拥有大面积的滩涂,是牧猪的最佳场所。汉代很多名人发迹前都有过牧猪的经历,如公孙弘少时“家贫,牧豕海上”,在靠近渤海的滩涂牧豕读书,汉武帝时官至宰相;著名学者承宫年少丧父,8岁时替人牧猪,赶猪从学校门口经过时,听老师徐子盛讲解《春秋》入了迷,把猪抛到脑后,“猪主怪其不还”,一路找来,欲笞之,被学堂的师生阻止,承宫因祸得福,留在徐子盛门下学习,终以精通《春秋》得名。

 

一直到汉代,人们都有以猪为名的习俗,祈求吉祥。楚汉相争时刘邦手下大将陈豨的名字即取意于此——“东海人名猪曰豨”。《尔雅》对“猪”的注解是,“今亦曰彘,江东呼豨,皆通名。”汉武帝刘彻,幼年时本名刘彘 ,其主将之一左将军荀彘,曾出征卫氏朝鲜,皆以彘为名。可见,“猪”在当时寓意之美好,是吉祥、财富的象征,伴随人们从生到死。对事死如事生的汉人来说,在丧葬习俗中,不愿让死者空手而去,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其手中紧握玉猪,寓意死后也能带走财富,过上富裕生活。1959年河北定县北庄中山简王刘焉墓出土的一件东汉白玉猪,造型简洁,以阴刻线雕琢出猪的长吻、双耳、背脊和四肢等各部位轮廓线,玉质光润,可谓极品。

 

为死者陪葬握猪在汉代最为鼎盛,主要采用玉作为材料。由于玉猪价格昂贵,到六朝时,或许是滑石与玉的材质都较为温润柔软。战乱期间,若以金银猪作为随葬品,恐遭盗墓贼觊觎,打扰逝者安息。价格昂贵的玉猪逐渐被滑石猪取代。

 

从神坛走向世俗


猪形象的转变和地位的下降发生在汉之后,尤其是实行圈养之后,相对其他家畜马和牛来说,猪尽管可以给人们提供肉食,但它在农业生产上不如牛(能耕地挽车),不如马能在战场上发挥作用,与狗相比,不能看家护院;也没有羊那般漂亮的外表,加上驯化后多被阉割,力大豪勇的特征消失,猪崇拜逐渐走向衰落。

 

到宋代,神猪信仰犹存痕迹,但猪肉已极为低贱。据宋人笔记记载,宋太祖赵匡胤曾亲自在宫中养有两头神猪,敬奉它们祈求太平、镇妖息怪、招福致祥,结果到宋神宗赵顼熙宁年间,神猪被弃养,妖人大闹大庆殿,“索彘血不得,始悟祖意,使复畜之”,得不到神猪之血治妖,赵顼这才明白太祖养神猪之意,于是又在宫中恢复祖制。

 

宋人喜食羊肉,从宫廷到民间,都把羊肉当作第一选择。主要是因为历史传承,在魏晋—隋唐时代的华北地区,猪的饲养虽然普遍,但数量与两汉时期相比已明显下降,不成规模,与黄土高原畜牧地带的大规模养羊无法同日而语。羊肉在人们饮食生活中的比重,逐渐取代猪肉。到明清以后,江南一带土地十分紧张,猪只能生活在窄小猪圈中,因为怕热,又无法像其他动物借助汗腺排除热量,只能通过在水坑中打滚解热,没有清水,在南方夏天潮湿高温而圈养的情况下,与粪便为伍,给人留下又脏又臭的印象。

 

虽然猪从事神的工具沦为世俗之物,但在民间文化中,跟猪有关的风俗习惯仍然顽强地存在,比如人们过年仍然要“杀年猪”,通过贴上“肥猪拱门”的窗花,祈求来年招财进宝。猪在民俗文化中地位之高,从许多民间窗花剪纸常以猪为主角可以得见,咔嚓几下,一只只憨态可爱的猪脱颖而出,活灵活现。时至今日,猪仍在以各种各样的形象和寓意影响并塑造我们的生活,从随处可见的金猪饰品,到别有韵味地将可爱憨厚的猪形象搬到金银纪念币上,无不透露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及吉祥喜庆的厚望。(文/湘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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