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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的故事 ——解密白银货币的前世今生

精品选读    |    2017-02-22 10:38    |    来源:《中国金币》第49期

“白银货币”和“银铤(锭)”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是陌生的名词,但“银元宝”却是家喻户晓。不同于民间年画中各路财神手中两头高翘、中间圆圆凸起的印象,您知道历史上真正铸造使用过的银元宝长什么样子?它们承载了哪些精彩的故事?又是如何转变成近现代人们熟悉的银元的呢?本文将为您一一揭开谜底。

中国早在商周时代就已经掌握了冶炼金银的技术。从那时起,金银一直是财富的代名词,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进而演变为货币的一员。千百年来,金银始终以称量货币的形式活跃在货币历史的舞台上, 并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银铤出现在唐代中晚期,最初是作为银坯料,后因其自身的价值,在其形成银器之前,也可直接作为贮藏和大宗支付之用,进而逐渐演变为贵金属称量货币。唐代银铤有直型和船型两类。目前发现直型的银铤有一百两、五十两、二十两重三种,有錾刻铭文和无铭文之分。唐代船型银铤是唐代银铤中一种特别的形制,其造型接近于倒置的小案,弧底,卷腿,有五十两、三十两、二十两等。通常为素锭,也有部分银铤在底部、侧面、正面錾有简洁的铭文。

錾有铭文的唐代直型银铤发现得很少,据各地考古报告统计仅十余件,大部分是下级官吏向上级官吏进奉,或者高级官吏向皇帝进奉的银铤。其中最引人注目、最为珍贵的是杨国忠进奉的银铤,目前仅发现5件。从银铤的铭文分析,这些银铤分别来源于地方政府征收的税山银、和市银,是地方官解缴的国库银,由杨国忠以诸道铸钱使、兵部尚书、判度支等官职的名义进献给皇上的。唐天宝以后,地方节度使等地方官吏向皇室、朝廷进奉之风逐渐兴盛。各级地方官员向皇室进奉白银贡品时,都要在银铤表面錾刻进献者的官职、姓名,以及进献时间和银铤来源等,以备核查。

两宋时期,白银的使用范围有所扩大。尤其在政治和经济活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成为战争议和赔偿、帝王赏赐臣属、救灾赈济、军费开支、赋税、专买等主要支付手段。在民间交易中,白银的用途也很普遍,在馈赠、行贿、商贸、贮藏等方面无不使用。同时,银铤的形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直型演变为面大底小的束腰线板型。银铤上的铭文或錾刻或砸戳,内容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及白银使用情况。考古发现,北宋银铤的形制有3 种,平首束腰、圆首束腰和弧首束腰,以平首多见。北宋银铤的铭文承袭了唐代银铤的风格,采用錾刻方法,文字较长,内容多为进奉、上贡。

南宋定都临安后,城区人口迅速增加,对各种消费品的需求不断扩大,不仅促使了商业经济的繁荣,还促进了货币形态的多元化。除纸币与铜钱等重要通货外,贵金属白银作为国家政府的基本财富,在国家税收、专卖制度、海外贸易、地方政府上供、大宗商贸等方面也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南宋银铤形制为弧首束腰型,中间内凹,面四周有波纹,首部略高于腰部,有大铤五十两、中铤二十五两、小铤十二两半之分。实测重量为:大铤在1895-2000克之间,中铤在918-1100克之间,小铤在434-490克之间。正如宋元史学家胡三省《通鉴释文辩误》讲到的银铤形状:“今人冶银,大铤五十两,中铤半之,小铤又半之,世谓之铤银。”事实上,还发现有六两甚至更小的南宋银铤存世。

南宋银铤铭文多样,根据形式和内容可以分为3 类:一是用刀錾刻的,文字内容较长,通常有40-50 字,有的长达100 多字,记录了该银铤上供的时间、地方官署、白银来源、上缴机构或库房、官员官职和姓名、银匠名、重量等。如“全州通判起解宝祐二年冬季银前赴淮西总领所交纳口 从事郎全州军事推官赵崇达”一共35 个字。二是在加盖戳记的银铤上錾刻用项的铭文,显示的是在事先铸造好的银铤上加刻铭文,内容也是上供白银的时间、地方官署、白银来源和监督官员的官职和姓名等。如中间戳记是:“贾 李口(押记)沈执中 盛镰 京销熔铸林伯南”,两边刻字是:“泉州通判厅起发淳祐六年分 称子董成夏季纲银 监官朝请郎签书平海军节度判官公事卓”。三是戳记,文字较短,通常有表示银铤性质的“京销铤银”“京销细渗”。有表示金银铺金银匠名的“周王铺”“赵孙宅”“苏宅”“旧日韩陈张二郎”“杜一郎”等。有表示金银铺位置的“霸北街西”“都税务前”“猫儿桥东”“街东桥西”等。有表示成色的“渗银”“细渗”“正渗”“真花银”等。有表示重量的“重五十两”“重二十五两”“重十二两半”等。这3 类银铤不仅让我们看到有与国家专卖、上供、税收制度密切相关的“上供银”“纲银”“广东运司”“淮西银”“天基圣节银”“经总制银”“广东钞库”“马司银”“免丁银”“出门税”等特殊字样,还有负责上供、纳税、专卖的各级官员名,铸造银铤的地名、金银铺名、银匠名,以及表示银的成色和重量等内容的铭文。

金代的货币形式无不例外地以汉人货币为范本,其中白银货币在政府各项税收和专卖收入中担当了主要的角色。金代银铤的形制采用与宋代相同的束腰型。重量以五十两为主,铭文有用项、重量、行人、称子、工匠及保铺、引领及校验者的姓名,还有金代特色的民族文字和画押戳记。

金代银铤出土不少。1974 年12 月,陕西临潼相桥北河的乡民在平整土地时,意外地发现一个装有金代金银器物的瓷罐,里面存放有重五十两银铤31 枚。在银铤的表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文字。经过当地文物部门专家辨认,大部分是反映田赋收入、盐专卖收入的铭文,显示这些珍贵的历史遗存是金代的田赋制度和盐榷货制度的产物。之后,在陕西、内蒙古、河北、北京、黑龙江、山东等地均有一些金代税课银铤出土。较有代表性的是陕西临潼出土的金代解盐银铤,是从明昌元年到泰和七年的解盐税银。铭文不仅显示了“盐司”“盐使司”“分治司”“盐判苑”“承直郎盐判”“文林郎盐判”“榷盐判管勾”等金代盐司机构和官职名,还有榷货务或盐司的吏员——“引领”,还有表示银铺雇员的“行人”“称子”及代表盐商的“客人”“店户”等铭文。通过对这些铭文的解读,可以看出金代政府通过盐专卖,收取高额盐税,这些盐司银铤属于国家专卖榷货收入,并非一般商税和常赋收入。另外,金代银铤上银的成色是用“上等银”“真花银”“中上花银”“中白银”等来表示的。

金章宗为了解决纸币贬值和铜钱匮乏的双重矛盾,以期改善日趋恶化的经济状况,于承安二年(1197年)推行币制改革,《金史·食货三》记载:(承安二年十二月)“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两贯。”即将原来铸造的每铤五十两银铤,改铸成面值为一两至十两5种承安宝货银铤,每两折钱两贯。承安宝货是真正意义上的白银货币,它与铜钱、宝券保持兑换关系,是为了取代碎银,并与纸币、铜钱相对应,是直接进入流通领域的白银货币。承安宝货存世稀少,目前仅发现一两和一两半两种。


过着游牧生活的蒙古人,最初是使用辽、金货币。元朝建立后,以行用纸币为主,政府规定纸币是唯一流通的法定货币,先后发行了“中统元宝交钞”“至元通行宝钞”等,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通,而且还波及周边邻国。白银通常是作为纸币的保证金。

元代官铸五十两银锭发现很少,元代银锭形制与宋代金银铤相仿,铭文有錾刻和戳记两种,錾刻的文字较长,内容涉及银锭的用途、铸造机构、相关官员、银匠和纪年等。砸打戳记的铭文相对简单,通常有地名、用项、银匠名等。

本世纪初,在新疆博尔地区发现了数十件蒙元时期的真定路河间盐税和平阳路征收课税所的五十两银锭。据考证是1230-1249年间河间盐场和平阳征收课税所征收的盐税银锭。1977年9月,吉林省农安县出土了两件蒙山岁课五十两银锭,其与上世纪90年代在内蒙古赤峰发现的一件湖北兴国路银矿税五十两银锭,都是山泽坑冶课税。至元三年(1266年),杨湜任诸路交钞都提举,请以平准库的白银铸成锭,重五十两,名曰“元宝”。至元十三年(1276年),蒙古军征服南宋后回到扬州,丞相伯颜下令搜刮将士行李,搜得的撒花银两铸成五十两重的银锭,并且在这种银锭的背面铸上“元宝”二字,锭面砸上“扬州”,这就是著名的“扬州元宝”,后进献给元世祖。民间铸造的银锭铭文简单,通常是店铺名、银匠名。目前发现以五两为多见,如“王开铺记”“真花银乐君茂铺”“朱君茂记”等。

明政府早在建国初年就建立起多元化货币制度,以应付铜钱不足的窘境。铜钱、纸币、金银及粮食布帛等都不同程度地履行了货币的职责。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实现,最初是凭借田赋折纳白银来完成的,那些为数不多的各式折粮银锭正是这个货币化进程的记录者。明代的田赋从明初征米麦丝绢等实物交纳,到部分用白银折纳,最后到完全用白银折纳,是一个从实物税到货币税的发展过程。因此,在存世的明代银锭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田赋折银,以及从田赋折色中派生出来的各类折银和田赋加派银,如“金花银”“麦折银”“秋粮折色”“粮银”“谷价银”“轻赍银”“耗米银”“地亩银”“禄米银”“马草折银”“草价银”“丝折绢银”“辽饷银”“巢饷银”,等等。明代中叶,随着社会对白银需求的扩大,徭役、专卖及商贸等领域也以白银为抽分纳税的对象。如在存世的明代银锭里有表示各种徭役的“皂隶银”“京班银”“民兵银”“民校银”等。有专卖品收入的“盐司银”“两淮盐课”“茶银”等。有钞关收入的“梧关银”。有表示县级政府开支的“公用银”“柴薪银”“月供银”等。还有表示各类社会惩罚的“赃罚银”“犯人银”,等等。这些不同铭文的银锭给我们提供了大量反映明代财政赋税方面的信息,涵盖了明代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


由于明代政府对白银的使用采取的是先抑后扬政策,使得银锭的铸造变化无常,种类繁多、式样多变。明初政府严禁金银流通,但几百年来民间用银习俗根深蒂固,屡禁不止。此时银锭的铸造转入地下,以民间铸造为主,形制多样,且不规范。正统元年以后,白银的使用逐渐趋于合法,银锭的铸造也从地下走上地面。但是,政府对银锭的铸造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各地官民铸造的银锭五花八门,毫无规范可言。嘉靖、万历年间,朝廷对银锭铸造提出了“州县起解银两,每锭皆凿官吏、银匠姓名”的要求,但这也仅仅是对官库铸锭而言,各州县及民间铸锭依然我行我素、各行其是。从目前发现的明代银锭来看,明代银锭形制繁杂,主要有圆首束腰型、扁马蹄型、长方束腰型、椭圆型、元宝型等。重量有五十两、二十两、十两、五两、二两、一两等几种。一般官锭都刻有详细的铭文,内容多为地点、时间、用途、重量、银匠、监铸官员及押运官员名等。而小锭多为民间铸锭,形制和铭文都不规范。

清代银锭是在清政府大力提倡“用银为本、用钱为末”的情况下迅速发展起来的。明代中后期,外国银元源源不断地大量涌入和明清两代积极开采银矿,为清代推行银两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充足的白银存量和各地的自由铸造,使银两成为清代前期国家财政收支的重要媒介和百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主要通货。清代银锭是中国银锭铸造和发展的鼎盛时期。

清政府从顺治十四年(1657年)就制定了七分用银、三分用钱的政策。清政府规定征收税赋,数额在一两以上的必须收取白银,一两以下者,银两与制钱听由百姓自便。各地州县将所有收缴上来的银钱,交予当地钱庄或银号兑换成银两,并铸造成统一的银锭,砸打上时间、地名、银炉或银匠名等戳记,有的还砸上各种税项等戳记,然后上缴户部。目前发现的清代税银多种多样,主要有地丁、捐输、津贴和各类厘金、盐税、茶税、关税、海防、鸦片税,等等。

清政府对于银两的铸造,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各省银炉有各自的铸造习惯,所铸银锭形态多样,有马蹄型、圆型、碗锭、方锭、牌坊型、砝码型等,重量从一两至五十两不等。正如《皇朝文献通考》中描述的那样:“如江南、浙江有丝元等银,湖广、江西有盐馓等银,山西有西槽及水丝等银,四川有土槽、柳槽及茴香等银,陕甘有元槽等银,广西有北流等银,云南贵州有石槽及茶花等银。此外又有青丝、白丝、单倾、双倾、方槽、长槽等名色。是海内用银不患不足,因其高下轻重以抵钱之多寡,实可各随其便,流转行用。”同时,清政府规定纹银为标准成色,政府会计都是用银两计算,至此,白银在国家税收、皇室开支、军费支出、战争赔款及其国内外商贸中成为名副其实的本位货币。


纵观2000多年的白银使用历史,白银从发现到作为真正意义上的货币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直到明代中期,白银存量随着海外贸易的兴盛大大增加,具备了能够成为流通货币的客观条件,从而脱离了千百年来以财富为主要功能的象征性货币的范畴,成为真正的流通货币。之后,白银货币历经明清两代的洗礼和沉淀,不仅在铸造技术上脱胎换骨,更重要的是从原始称量验色的交换模式转变为以枚计值、商民乐用的现代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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