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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古烁今——中国青铜文化的形成和影响

精品选读    |    2020-07-07 14:58    |    来源:中国金币编辑部

我们常将夏、商、周三个朝代称为三代,这一时期,中国的青铜制造业已达到顶峰,所以也被称为“青铜时代”。社会学中,“青铜时代”这一概念一般指人类早期历史上广泛制造和使用青铜工具的时代。但在中国, 青铜时代应被定义为礼器的一个时代,因为在这个时期,青铜容器和其他礼仪用器已成为这一艺术传统最主要的代表。

 

 

中国青铜时代的特征是这种金属的使用与礼仪和战争密切联系,即青铜是一种政治权力。传说中的九鼎是中国青铜时代政治权力的首要象征。九鼎显示了政治的支配权,因为鼎的所有者的改变, 标志着统治权的改变。九鼎被珍藏在城中心的宗庙之中,而宗庙是统治者家族举行重要祭祀活动的法定场所,外人不能靠近这些宗庙重器,因为这种僭越就意味着篡夺政治权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作为政治象征的九鼎,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的式微才引出“楚王问鼎” 的事件。

 

公元前 606 年,一位野心勃勃的楚王挥师至东周都城洛阳附近。这一行动的目的并非为了表现他对周王室的忠诚,此时的周王已成为傀儡,并不时受到地方诸侯们的威胁。周王派大臣王孙满前去劳师,而楚王则张口就问“鼎之大小、轻重”。这一看似漫不经心的提问引出王孙满一段非常著名的回答,见载于《左传》: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文献中王孙满的话显示了青铜时代九鼎的作用和意义。九鼎的主要作用是纪念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夏代的建立,并因此把中国古代史分成两大阶段。在此之前的中国被认为是各地方部落的集合,在此之后的中国被认为是具有中央政权的政治实体。正是因为一个统治者拥有了九鼎,他就理所当然地是天命的所有者。这也就是为什么野心勃勃的楚王要问九鼎的缘故,也是王孙满回答“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的原因。王孙满的辩解中,周王朝对九鼎的拥有成为其继续存在的唯一支持。对于楚王来讲, 夺取九鼎则是获得王朝权力的第一步。

 

九鼎作为礼器显示出它们的重要性,中国古代青铜礼器被称为“重器”。这里的“重”指的是器物的政治和精神意义上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其物质的尺寸和重量。因此,王孙满说 :“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

 

作为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青铜礼器的九鼎,是祭祀时用的一套炊器,由于这种礼仪中的用途,它们成为宗教活动中沟通人神的礼器,同时用于纪念所有继承和拥有过九鼎的先王们。只有王室成员才能主持这样的祭祀,九鼎的使用者因此也自然是政权的继承者。

 


西周确立了一套严密的礼乐制度,它实际是一套不成文法。其中,用鼎制度占有核心位置。用鼎制度也称为列鼎制度,用以代表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列鼎是鼎的陈列形式,奴隶主贵族在祭祀、宴飨、丧葬等礼仪活动中,要将形制和纹饰相同而尺寸大小依次递减或相同的成组奇数的鼎,展示使用,表明身份。据《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九鼎之数进而反映了周代的一个新概念,以“九”象征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据文献记载,周代灭亡后不久,九鼎就沉没于河。公元前三世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九鼎又现于河。始皇大喜过望,命令数千人下河寻找九鼎。当他们找到了九鼎,正用绳子准备把鼎拉上来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条龙将绳子咬断,九鼎因此重新消失,再也没有出现。有心人可以看到的是,九鼎的“生命”历程正好和三代的历史吻合。

 

这就是礼器和中国青铜时代的终结。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作为青铜时代标志的主要代表九鼎,也从历史舞台上退场。它们在公元前336年突然消失,再也没有人能够得到它们。

 

青铜器的文明象征

 

像中国这样的青铜时代在人类中是一个极端的独一无二的概念和存在——青铜器既是中国文明的象征,又是产生这种象征的因素。

 

 

许多人类学家都把文字的产生作为人类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于 1983 年在日本就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作学术讲演时,特意强调了文字对于文明产生的意义。他客观阐述了商代殷墟文化具备文明的三个关键要素 :都市、文字、青铜器, 因此得出结论,商代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字发现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甲骨文,二是金文。甲骨文为刻在占卜用的甲骨上的文字。除了甲骨文以外,由于青铜礼器用于祭告祖先等重大典礼,所以从商代开始,在青铜礼器上铸上了文字,又称为“金文”。

 

商代金文比较简短,但是族徽很多,因为商代社会是建立在各自分立的图腾氏族和方国的基础上的。到商代末期开始出现较长的记事性铭文,例如故宫收藏的三件邲其卣就是商代铭文最长的几件器,铭文记述了帝辛时期赏赐、祭祀的内容,为研究商人的祭礼提供了重要史料。

 

 

西周青铜礼器通常带有长铭,主要是宣扬祖先功勋和自身业绩,借以传之后世的文告。许多铭文记载了周初立国和建国极其重要的资料,诸如商王的消灭、诸侯的分封、方国的征伐、职官的任免、土地和奴隶的赏赐、王室的祭典、王臣的各种活动等等。不少铭文内容可以补充史书记载中的不足,这是其重大价值所在。周器上出现作器记事的现象,表明了礼器作用的加强和国事国家密切的结合。但人们也应该注意到西周铜器装饰趋向抽象和简练,这正是铭文在青铜器上的逐渐普及导致的装饰衰落,器物这时成为“读”而非“看”的对象。毛公鼎拥有的铭文最长, 达499字,记述了周宣王册命毛公之事。

 

精美丰富的青铜纹饰

 

当欣赏商周青铜器时,时而会觉得进入了一个阴森恐怖的世界,时而会觉得置身绚丽璀璨的梦幻之中, 你不得不佩服几千年前古人创造物的生动感染力。如果说青铜器物形制的不同更多地取决于器物用途的差异,那么,纹饰则更多地表现了审美观念和理想。已知最早的中国古代青铜礼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夏代晚期平底爵,器表没有装饰纹样而显得原始,它代表了古代礼器从陶器向金属器过渡的重大变革。丰富的纹饰在商代早中期的青铜礼器上出现,并很快成为青铜艺术的领先因素。西周时期,青铜器装饰明显感觉到由繁丽向简约发展。

 

春秋中期以后,新的青铜工艺得到极大发展,青铜器造型别致,纹样精美。这里不能不再一次提到此时出现的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器物——莲鹤方壶。莲鹤方壶高 122 厘米,于 1923 年在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出土。壶上有冠盖,长颈,垂腹,圈足。壶冠呈双层盛开的莲瓣形,中间平盖上立一展翅欲飞之鹤,壶颈两侧用附壁回首之龙形怪兽为耳,器身满饰蟠螭纹,腹部四角各攀附一立体小兽,圈足下有两个侧首吐舌的卷尾虎,倾其全力承托重器。此壶造型华丽,纹饰代表春秋时期的主要内容和风格, 设计巧妙,是新铸造技术的成熟体现。尤其是壶顶的立鹤形象逼真,造型生动,完全是一种生活的意趣。郭沫若曾说,这只舒翅昂首的立鹤要飞向一个崭新的时代。

 

影响深远的青铜礼器

 

中国的青铜文化对后世影响巨大,青铜礼器被神圣化,统治者视其为“镇国之宝”,具有象征国家天之所授和祛邪保平安之功用。《战国策·齐策》载:战国中期,冯谖劝孟尝君“请先王之祭器,立宗庙于薛”,以此在薛地聚集孟尝君的族人。可见在礼器制度衰落的当时,宗庙与宗庙之器对其族人仍具有召唤力, 成为一种神秘的精神力量。在汉代也有过不少出“宝鼎”的故事,最著名的要数武帝改元。《汉书·武帝纪》载:“元鼎元年五月……一得鼎汾水上。”应劭注:“得宝鼎,故因是改元。” 这种意识对后人认识礼器有着深远的影响。

 

 

青铜礼器被后来的历代王朝视为正统的标志,两周礼器制度作为一种政治文化遗产,成为后来历代王朝典章制度的灵魂与楷模。不容忽视的是,这种礼的物化形式存在,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着深远的影响。

 

清入关以后,本来在关外信仰萨满教的满族统治者,在祭天礼制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大清会典》规定的南郊大祀为:“正月上辛祀谷,孟夏常雩,冬至圜丘,皆祭昊天上帝。”这三项祭礼是承袭中原帝王实行了2000年的礼制,这种礼制至少始于周礼。这种变化绝不是偶然的,它最终体现了古代中原农业民族正统文化。清朝统治者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收藏前世青铜礼器正是这种继承特征的表现形式之一。

 

艺术是文化的表征,中国青铜艺术之美在2000多年的青铜时代里表现无遗。它亦是中华文明的见证,当你漫步在青铜文化的海洋中时,你能穿越时空体验到美的享受和民族自豪感。

(选自《中国金币文化》总第57期,作者丁孟为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副主任、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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