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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诺奖新得主迪顿:告诉你战胜贫穷的正确姿势

财经    |    2015-10-13 10:55    |    来源:腾讯网

腾讯财经讯(周纯 邬川 刘鹏)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是一个“测量贫穷”的高手。准确测量贫穷,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和社会,该采取什么样的福利政策,进而找到战胜贫穷的方法。


因为迪顿在消费、健康、贫困和福利等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他受到了诺贝尔奖的青睐。


北京时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格斯·迪顿,荣获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第76个获此殊荣的经济学家,并独享800万瑞士克朗(约98万美元)的奖金。


他也成为新千年以来,继菲尔普斯、克鲁格曼和梯若尔之后,第四位独享经济学奖的得主。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对腾讯财经表示,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价值导向,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从众多候选人当中,选择了研究消费的发展经济学大家,而且是一个人独享大奖,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对全球经济的拉动,受到了重视。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甘犁,对腾讯财经表示,安格斯·迪顿重视搜集家庭的微观经济行为数据,并据此改进了对贫困的测量方式。他的经济学理论,对于解决中国贫困问题有借鉴意义。


早该获得诺奖的“黑马”


安格斯·迪顿于1945年10月19日,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曾就读于爱丁堡Fettes学院,是爱丁堡Fettes学院的基金会学者,并在剑桥大学获得他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2005-2006年,曾任世界银行研究审核委员会主席。2006年10月,曾任国际货币经济组织华盛顿访问学者。2007年,担任全美经济学会主席。2009年12月,任哈佛大学经济系顾问团主席。目前就职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通常,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之前,外界总会列举获奖的热门人选,在2015年的热门候选人名单中,并没有出现迪顿的身影,最终当选的他,可谓是今年的一匹黑马。


但对经济学界来说,迪顿获奖并不意外,甚至有些太迟了。甘犁对腾讯财经表示,作为当代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安格斯·迪顿一直被学界认为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早在2012年,迪顿就曾被列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门人选。与迪顿并称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计量双塔”的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已经于2011年获得了诺贝尔奖的认可,当时外界认为,迪顿获奖是水到渠成的事。但最终,迪顿与诺奖擦肩而过。


命运和迪顿开了一个善意的玩笑,三年后,在前期未被关注的情况下,迪顿最终登顶。


瑞典皇家学院在颁奖仪式上,评价迪顿的学术成就时表示,要设计出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减少贫困的政策,必须首先了解个体消费行为的选择。迪顿的研究加深了这一理解,改变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


兼具宏观和微观视野


“他的学术价值不华丽,但很务实。”孙立坚表示,迪顿的模型没有做得很复杂,但非常严谨地挖掘数据,及数据背后真正反映的事。此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多颁发给做理论的人,但现在越来越重视重视数,据背后反映的经济学逻辑。


安格斯•迪顿的微观计量模型,被称为学术界的经典模型,他所探索出的计量方法亦被大量引用。“他在消费领域的研究,可以说是经典的方法论。”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张茉楠说。


自2005年进入世界银行后,安格斯•迪顿一直在致力于研究解决贫困问题。张茉楠表示,安格斯•迪顿对于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印度以及非洲国家等,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可以为政策决策提供良好的支持。“所以安格斯•迪顿的贡献,不仅仅是理论研究,还有实操上的研究,能够很好地解决实际问题。”


此外,安格斯•迪顿虽然因微观经济学研究,为外界所知,但在宏观经济学领域,他的成就同样突出。


“实际上他的研究范围很广泛,比如大宗商品需求弹性、经济增长与价格波动之间关系等宏观经济学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数据支持以及精准的结论。”张茉楠认为,安格斯•迪顿兼有微观与宏观的开阔视野,是促成其获得本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重要原因。


用接地气的方式解决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迪顿比较善于利用家庭问卷,因此数据来源真实可靠。此前他还通过家庭问卷,研究家庭收入与家庭成员摄入卡路里之间的关系,以此反映出收入不平等,对于健康的影响。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认为,世界经济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今天,尝试过各种手段,比如使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并没看到经济复苏的兆头。这次诺奖给了研究消费领域的专家,有效需求的重要性受到关注。


家庭需求不足的问题非常重要,孙立坚称,因为家庭消费意愿不足,带来投资需求下降,企业产能得不到消化。


迪顿研究的问题,恰恰是当今世界经济最需要关注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不能用货币政策来解决,关键要解决收入分配、贫困、医疗等问题。


迪顿认为,带动消费不能光靠增加工人工资,而是要解决制约消费的结构性问题,如贫富差距问题、教育问题、医疗健康问题、获得公共资源机会不平等问题。潜在的消费不能释放,就会导致实体经济疲软。


在经济学的体系中,人们更关注的是,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发达国家的问题,但是今天越来越多地看到,未来经济的发展,主要动力来源于发展中国家。


孙立坚指出,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庞大的人口消费的崛起,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非常大,压抑的消费一旦释放出来,对经济的带动效应非常可观。但消费难以提振,不是用货币政策就可以解决的,按迪顿的理论,发展中国家居民过度储蓄,没有把储蓄转变为消费能力。


迪顿认为,穷国不可能永远指望外国援助,援助会破坏穷人最需要的东西:与他们携手共进创造今天和明天的有效政府。


政府要干预市场,但干预的方式,不是宽松的货币政策,要实实在在地去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解决收入不平等的问题,而不是用撒钱的方式,仅仅降低资金成本。


对中国减除贫困的启发


安格斯•迪顿的研究,亦可为中国当下经济提供指引。张茉楠指出,迪顿在消费与收入之间关系的研究,解释了两者之间的比例,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跟现实联系较强,对中国经济政策制定有借鉴意义。


甘犁认为,迪顿的经济学理论,对于解决中国贫困问题,最主要的启发在于,重视搜集家庭的微观经济行为数据,以及改进对贫困的测量方式。


为何测量贫困显得如此重要?“因为贫困的测量,对于认定家庭是否贫困,有着很重要的政策意义。”甘犁解释道,是否贫困,以及贫困程度如何,与是否给予补贴,以及补贴多少的福利政策相关联。


在贡献测量贫困的方法之外,他的成果还在于,如何用家庭的微观数据,来分析经济行为。而目前国内的研究难题就在于,学界并不知道,中国家庭居高不下的储蓄率的形成原因,也因此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甘犁说,解决不了问题的核心原因,在于不了解家庭经济行为。不了解家庭经济行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难以搜集家庭的微观数据,包括储蓄、消费、收入、资产和人际往来等等方面,“而目前这些微观数据,并没有官方机构公开过,仅仅依靠学者远远不够。”他说道。


由于迪顿并没有对中国问题,进行过实证研究,因此在甘犁看来,对于解决中国的家庭经济行为困境以及贫困问题,他的思想与方法论具有启发意义。


“厨师很多,米却很少。”甘犁把家庭的微观数据比作是米,中国的政策研究者实际上并不缺乏。


甘犁认为,迪顿获奖对于中国是一个提醒,“从国家层面上,需要促进家庭微观数据的公开,这有助于分析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并作出相应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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